约翰·弗里德里希·赫尔巴特（JohannFriedrichHerbart，1776-1841），德国教育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在近代教育史上，没有任何一位教育家可与之比肩，他的教育思想对当时乃至之后百年来的学校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非常巨大、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在世界教育学史上被公认为是“现代教育学之父”和“科学教育学的奠基人”，而反映其教育思想的代表作《普通教育学》则被公认为第一部具有科学体系的教育学著作。
1776年5月4日，赫尔巴特出生于德国西北部小城奥尔登堡，是家里的独生子。赫尔巴特的祖父是当地颇有声望的医生，还担任当地文科中学的校长；父亲曾经是律师，后来升为枢密院顾问官，母亲美丽聪慧且具有深厚的文学修养。赫尔巴特少年时在语言和逻辑方面已表现出一定的天赋，母亲虽然对其十分疼爱，但没有放松对儿子的教育和严格要求。她请了一位很有学问的家庭教师——沃尔夫学派的哲学家于尔琴，在母亲和老师的精心培养下，赫尔巴特接受了严格的德国古典教育，学习了钢琴、小提琴等四种乐器与谱曲，多才多艺，11岁已能登台演奏钢琴。12岁那年，赫尔巴特进入奥尔登堡文科中学二年级学习，并在学校里显示出耀眼的才能。学校对他的评语是：“赫尔巴特始终以守秩序、良好的操行、学习用功和顽强著称，并且通过孜孜不倦的学习使他自己出色的天赋得到了发展与训练。”13岁时，他写下了自己的第一篇哲学论文《论人类道德的自由》，16岁开始研究康德的思想，17岁时，他为毕业班的同学作了一场题为《略论一个国家中道德兴衰的一般原因》的报告，受到了好评，并被刊登在当地一家地方杂志上。在毕业时，他用拉丁语作了演讲，对西塞罗与康德的至善观念与实践哲学原理作了分析比较，深受赞许。
19岁时，：，认为人们本身不可能创造自己的世界，而要依赖外在世界的影响，才能形成自己的世界。显然，此时他的思想已能深悉自己的心理过程，而且具有独特的见解。
1794年中学毕业后，18岁的赫尔巴特来到德国哲学的中心——耶拿大学。父亲希望他子承父业，鼓励他学习法学，今后成为一名律师或司法官。但赫尔巴特对此兴趣不大，事实上，他更喜欢哲学。在当时，许多著名的哲学家和文学家都在这所大学，由于母亲的帮助，，奠定了他从事教育和哲学的基础。1797年初，在修完大学课程之前，尚未毕业的赫尔巴特在母亲的建议下来到瑞士恩得拉琴州的一个贵族施泰格尔（恩得拉琴州的州长）家里，担任家庭教师，负责三名男孩的全部教学工作，长达三年。他认真分析了三个孩子的个性特点，制定了针对他们的教育计划，每两个月，赫尔巴特就要写一份关于他教学的方法和成就的报告，这段教学经验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教学理论。可以说赫尔巴特对教育的兴趣就是由这个职务引起的，这也为他后来形成自己的教育思想体系奠定了一定的实践基础。
历史总有许多惊人的相似。很多大学者年轻时都担任过贵族、富翁的家庭教师，如哲学家康德、、黑格尔等。毋容置疑，家庭教师在当时不啻为一份美差——学有所用，衣食无忧，并且能够和上流社会交往。也正是这个原因，包括赫尔巴特在内的许多德国学者一直被后人所诟病：这一刻他们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俗的天才，下一刻，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我们在赫尔巴特的身上同样看到了德国资产阶级这种典型的“两面性”：既想革命，又要妥协。这种两面性，决定了其哲学的二重性，决定了他在彻底革命的思维方法之后必然产生出极其温和的结论和实践诉求。
1799年夏天，赫尔巴特专程访问了当时著名的教育家裴斯泰洛齐，与他结下了忘年交，裴氏的“教育心理学化”口号给他以极大启示。大学毕业后，赫尔巴特回到家乡，在朋友的帮助下到一所教堂学校担任数学教师的工作，同时定居在友人家专攻哲学。1802年10月，他在哥根廷大学取得博士学位，随后留校任教，讲授教育学、心理学和哲学。三年之后，海德尔堡大学向他发出了邀请，请他担任该校的正教授。但赫尔巴特更加迷恋哥根廷大学的学术环境，谢绝了这一邀请，继续以副教授的身份在哥根廷大学进行教学和研究。
赫尔巴特在从事教育实际工作之余勤奋写作。1802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裴斯泰洛齐的直观教学ABC》，颇受欢迎，很快销售一空。1806年，出版了《普通教育学》，奠定了他在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1809年，柯尼斯堡大学向赫尔巴特发出聘请，请他接替康德的哲学教席职务，讲授哲学和教育学。赫尔巴特受聘时非常激动，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我能有此机会获得那个教席乃是意想不到的荣幸，我在少年时代学习柯尼斯堡哲人的著作时已常常在充满敬仰的梦中渴望得到这一教席了。”他在这所大学共任教25年，讲课深受学生的欢迎。当时柯尼斯堡大学约有一半的学生选修了他的课程。他的讲演始终不用稿子，但相当吸引人，教室里总是座无虚席，许多学生上课前就在教室门口早早地等候工友开门。
客观地说，赫尔巴特的诸多见解和主张在问世之初并没有产生特别大的影响，甚至有“寂然无闻”之说。加之他的理论本身十分深奥，表述也比较晦涩，所以，在赫尔巴特生前，其教育学并没有得到真正的重视。正如他自己曾经感叹的：“我可怜的教育学已经不能提高它的声调了。”
待到赫尔巴特逝世25年后，即在19世纪60年代德国资本主义工业经济高涨时期，他的教育学说才被重视。
两百多年来，赫氏理论在不同历史时期，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对世界广大地区的教育发展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至今，我们依然能感受到赫尔巴特教育理论的影响。他的主张和其所构建的教育体系依然有效，特别是对于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我们的教育之所以要寻求教育公平、教育机会均等，这是因为“不确定的可塑性”是现代社会和现代教育的基础；之所以要发展学生“独立使用自己理性”的能力，因为这是现代社会的基本要求。理性（自主的思考）是现代性或现代化成长的基础，也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素质教育和教育创新的基础。
赫尔巴特的教育理论是在他自己长期丰富的教育实践活动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并且吸收和发展了他人的教育实践经验。赫氏理论不是空想，他在教育实践中取得了切实的成功。从赫尔巴特的一生可以看出，他至少从1797年开始就把自己投入到教育实践之中，正是在他近半个世纪的反复实践的基础上，才有他的教育理论的产生，而这些教育理论也正是在他的不间断的教育实践中一步步接近完善的。所谓实践出真知，赫尔巴特的教育理论也必定有它的合理性和可行性。赫尔巴特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学家，也是一位卓有成效的教育改革家。他身处新旧时代交替之际，社会变革急剧变动的时期，以一个教育家的智慧和崇高的历史使命感，为国家和民族培育了一大批栋梁之才，他的济世为人和以学治教精神铸造了教育史上的辉煌。如今，他虽然已经离我们远去，但他不朽的思想却依然活在我们的心里。正如梁启超先生曾指出：“盖凡为教育家，必终身以教育为职志，教育之外，无论何事均非所计；又须头脑明晰，识见卓越，然后能负此重任。”以此为鉴，赫尔巴特作为教育家是当之无愧的。时代呼唤教育家，今天我们重温赫氏的成长历程及其为学之道，回望他渐远的身影，令人景仰、感慨和深思。
（杨严严／天津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