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晓《皇明名臣记》写到宋濂，有这样一个细节：洪武九年六月，明太祖朱元璋对这位侍从学士说：“朕以布衣为天子，卿亦起草莱列侍从，为开国文臣之首，俾世世与国同休，不亦美乎？”他把首席秘书宋濂赞誉为“开国文臣之首”，为了表示恩宠，希望宋家“世世与国同休”，要他的儿子、孙子都出来做官。一向谨小慎微的宋濂再三推辞，朱元璋亲自任命其长孙宋慎为殿廷仪礼司序班，次子宋璲为中书舍人。宋氏祖孙三代同时在朝廷为官，同僚羡慕为无上荣耀，宋濂感激涕零，常常告诫子孙：“上德犹天地也，将何以为报？独有诚敬忠勤，略可以自效万一耳。”他万万没有料到，正是这一恩宠，带来了杀身之祸。“布衣天子”与“草莱侍从”之间的纠葛，不足为外人道也，人们所知甚少，却很有探究的价值。
宋濂，字景濂，早先居住于金华之潜溪，。自幼好学，记忆超群，写诗歌往往有奇语，被誉为神童。稍长，师从儒者吴莱，又对大儒柳贯、黄溍执弟子礼，柳、黄二公却以朋友之礼相待，顿时名声大振，正如万历《金华府志》所说“以文章家名海内”。
金华义乌人王袆，与宋濂有同乡之谊，又同为《元史》总裁。朱元璋认为宋、王二人各有所长，对王袆说：“学问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宋濂死后，王袆写《宋太史传》，对他赞颂备至：“吾观宋太史，以文章擅名今世，其才气殆前无古人。”王袆对宋濂的描摹栩栩如生：
景濂状貌丰厚，美须髯，然目短视，寻丈之外不能辨人形，而雪边月下，蝇头之字可读也。性疏旷，不喜事检束，宾客不至，则累日不整冠帻。或携友生徜徉梅花间，索笑竟日；或独卧长林下，看晴雪堕松顶，云出没岩扉间，悠然以自乐。世俗生产作业之事，皆不暇顾。而笃于伦品，处父子兄弟夫妇间，尽其道。与人交往任真无钧距，视人世百为变眩捭阖，漫若不知，知之亦弗与较，纵为人所卖不复恤，而人亦无忍欺之者。用是，咸称为有德之君子。
王袆笔下的宋濂，既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悠游林下品位甚高的名士，又是天真无邪的谦谦君子。
作为皇帝身边的侍从，宋濂十分谨慎检点，有所陈说，毫不文饰隐蔽，坦诚而透明。一天，朱元璋突然问他昨日饮酒否？座客是谁？吃了什么？他一一据实回答，朱元璋听了大笑：昨日朕派人侦视，果然如你所说，没有欺骗我。从此更加信任他的诚实，他却愈发谨小慎微。朱元璋要他臧否廷臣，他列举了一些“善者”，而绝口不提“否者”，解释道：“善者与臣友，故知之；否者纵有，臣不知也。”说得滴水不漏。
作为首席秘书，经常在皇帝身边，知道很多朝廷机密，他却守口如瓶，从不向外泄露。郑晓《皇明名臣记》说：“上喜公善谏，公深密不泄禁中语，有奏，辄焚稿。尝书‘温树’二字室中，或问朝廷事，指二字不对。”对于这样规规矩矩的幕僚，朱元璋是很满意的，当着朝廷众臣赞誉宋濂：“古之人太上为圣，其次为贤，其次为君子。若宋景濂者，事朕十有九年，而未尝有一言之伪，诮一人之短，宠辱不惊，始终无异。其诚所谓君子乎？匪止君子，抑可谓之贤矣。”
朱元璋驾驭群臣很有手法，即使对于文坛盟主宋濂，也要他在诗文方面甘拜下风。焦竑《玉堂丛语》记录了一则轶闻：洪武八年八月七日午时，朱元璋宴请大臣，宋濂不胜酒力，酩酊大醉。朱元璋竟然要与他比试酒后写诗的功力，自己一气呵成一首“楚辞”：
西风飒飒兮金张，会儒臣兮举觞。
目苍柳兮袅娜，阅澄江兮洋洋。
为斯悦而再酌，弄清波兮永光。
玉海盈而馨透，浮琼斝兮银浆。
宋先生微饮兮早醉，忽周旋兮步骤跄跄。
美秋景兮共乐，但有益于彼兮何伤。
一向自诩“专攻文墨”的宋先生，酒醉以后头昏眼花，“下笔字不成行列”，歪歪扭扭写了一首五韵。朱元璋特地叫人抄写这两首诗，送给宋先生收藏，对他说：“卿藏之以示子孙，非惟见朕宠爱卿，亦见一时君臣道合，共乐太平也。”其实是在嘲讽他的“文墨”不过尔尔。宋先生也自叹不如：“帝为文或不喜书，召臣濂坐榻下，终日之间，入经出史，衮衮千余言……上圣神天纵，行诸篇翰，不待凝思而成，自然度越今古，诚所谓天之文哉！”
退休之后，他愈加谨言慎行，布衣蔬食，如同贫士一般，埋首读书著述，两耳不闻窗外事。同乡弟子郑楷在《宋公濂行状》中写道：“先生惟刻意为学，自少至老，未尝一时去书不观。及致政归青萝山，辟一室曰‘静轩’，终日闭户纂述，人不见其面。戒子孙毋至城市……或谈及时事，辄引去不与语。”邓元锡《皇明书》说他晚年“究心于性命之极，视外物往来泊如不相干。尝曰：‘古人之学，欲心正身修，而见诸行事，今俯仰无愧而已，繁辞复说无谓也。’”他自以为俯仰无愧，闭门读书，不问时事，当然是想避开是非，。。
洪武十三年春节期间，朱元璋突然以“擅权植党”罪处死左丞相胡惟庸，并且宣布取消丞相及其办事机构中书省，然后大张旗鼓整肃“胡党”，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节等以“胡党”罪被杀，随即株连大批僚属党羽。令人难以预料的是，宋濂的孙子宋慎为“胡党”牵连，于次年冬处死；次子宋璲也株连而死；他自己也被带上枷锁押解到南京论死。
受到宋濂多年教育，对师父尊崇备至的太子朱标，得到消息，大惊失色，流着眼泪向父皇求情：愚笨如我只有一位师父，请陛下哀怜，不要处死。朱元璋大发雷霆：等你做天子时再哀怜吧！太子听了惊恐不已，跑到金水桥投水自沉。朱元璋听到消息，连忙命令内侍速救，救不起来，统统处死。太子救起后，他喜怒参半地骂道：痴儿，我杀人与你有何相干！太子哭着说：师当刑，儿何忍不死？
一向宽厚仁慈的马皇后异乎寻常的冷静，对皇帝的处置表示异议。张岱《石匮书》记录了这一细节：“宋学士濂常授太子经，以诖误置重辟，后闻，为素食。帝还宫问故，后曰：‘宋先生当刑，祈天宥之耳。’因泣下曰：‘民间延一塾师训子弟，尚始终不忘。宋先生授太子诸王经甚劬，今奈何杀之？况宋先生致仕在家，又何与京师事也？’乃得贷。”
朱元璋刚愎自用，却惧内，太子以死相谏，马皇后站在太子一边，振振有词地劝谏，迫使他打消了立即处死宋濂的念头，改为流放四川茂州（今四川北川、汶川一带）。这种流放并非自由行，而是作为罪犯在兵丁押解下长途跋涉，不论行路还是坐下歇脚，都不能打开枷锁。这样的侮辱与折磨，对于年逾七旬的老者而言，等于要置他于死地。果然，还没有到达茂州，宋濂就在夔州（今重庆奉节）一命呜呼。
宋濂死于夔州是没有疑义的，至于如何死法，却是有疑问的。何乔远《名山藏》说他是自尽的：“至夔，宿野寺，侘傺语曰：‘闻之佛书报应以类，今爽濂也。’其夕，投缳死。”谈迁《国榷》的说法相类似：“至夔州，宿僧舍，叹曰：‘佛书报应以类，何爽也。’夕自经。”多年侍从生涯，备受宠信，居然遭受如此奇耻大辱，从高峰落入低谷，他看作“报应”，与其苟延残喘，不如自我了断，一了百了。谈迁感叹道：“悲哉，仕宦真畏途也。”他的自尽，可以看作对自己侍从生涯的无言否定，令后人百味杂陈。
被太祖高皇帝推崇为“君子”、“贤者”、“纯臣”的宋先生，“不能获于正寝”，方孝孺是耿耿于怀的，却难以直言，在祭文中含蓄地说：“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识可以鉴一世，而举世不能知公之为人。道可以陶冶造化，而不获于正寝；德可以涵濡万类，而不获盖其后昆。”被誉为“读书种子”的方先生笔底带着感情，为何这样一位正人君子，不能寿终正寝，不能庇荫子孙？
这当然与朱元璋“以重典驭臣下”的治国理念有关。当初他应聘前往南京，献给朱元璋的方略，就是“劝不嗜杀人”。然而太祖高皇帝一生，始终“嗜杀人”，正如吴晗所说：“杀得无人敢说话，无人敢出一口大气。”甚而至于，连自己表彰为“君臣道合”的“草莱侍从”，劝他“不嗜杀人”的宋濂，也要杀，实在是莫大的讽刺。其中缘由颇堪寻味。
宋先生退休时，朱元璋送了意味深长的两句诗：“白下开樽话别离，知君此后迹应稀。”他回应了两句：“臣身愿作衡阳雁，一度秋风一度归。”此后果然每年到南京朝见一次，还经常写信给太子，以师父的身份给予指点。焦竑《玉堂丛语》认为，宋氏之祸，“乃讳迹焉”，隐喻宋濂没有遵守“此后迹应稀”的旨意，招致大祸。
焦竑《熙朝名臣实录》为宋先生立传，文末引用李贽的评论，很有意思。由于宋濂学问道德名扬海外，日本国使节为了表示敬仰，专程向他请求墨宝并赠送礼品，谨小慎微的宋先生婉言拒绝。朱元璋得知后问他：“何以不受乞文之馈？”宋先生回答：“天朝侍从，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国体。”李贽就此评论：
予观上之曲宴公，尝叹曰：“纯臣哉尔濂，今四夷皆知卿名，卿自爱。”呜呼危哉斯叹，芒刺真若在背，而公又尚不知，何也？已告老而归，仍请岁岁入朝，欲以醉学士而奉鱼水，此其意不过为子孙宗族世世光宠计耳。爱孙之念太殷也！孙慎怙势作威，坐法自累，则公实累之矣，且并累公，则亦公之自累，非孙慎能累公也。使既归而即杜门作浦江叟，不令一人隶于籍，孙辈亦何由而犯法乎？盖公徒知温室之树不可对，而不知杀身之祸固隐于鱼水，而不在温树也。
人称“异端之尤”的李贽，读史阅世见解独特，发他人所未发。他认为太祖高皇帝一声叹息：“今四夷皆知卿名，卿自爱”，是提醒，也是警告，向他发出一个危险的信号。宋先生却浑然不觉，退休之后，仍然请求岁岁入朝，“欲以醉学士而奉鱼水”（此处“鱼水”一词比喻君臣相得），实在是过于天真。宋濂一向以“温树”相标榜，对朝廷机密守口如瓶，李贽讥讽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知杀身之祸固隐于鱼水，而不在温树也”。至于他所说的退休之后，应该杜门不出，不让儿孙逗留官场，可保晚年平安，则未必然。按照这种逻辑，倘要彻底保平安，他当初就不应该出山，充当什么侍从学士，那么“隐于鱼水”的杀身之祸便无从谈起了。
晚明时的学者型官僚朱国祯说，宋濂晚年似乎有所参悟：“末年引疾，实拂圣心，若有意避远，并子孙亦杜仕籍，恐天威一振，全族皆沉。”可惜为时已晚，果然“天威一振，全族皆沉”。
（摘自《明代文人的命运》，中华书局2013年8月版）
